●李洋/文

　　塔城地区，镶嵌在祖国西北边陲，这片土地，水草丰美、山河壮阔，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沃土。历史上，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锡伯族等29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守望相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生产生活的共同实践，还是节庆礼仪的共同参与，抑或是共御外侮、守护家园时的生死与共，塔城各族儿女始终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脉联系深深镌刻于这片热土。

　　秦汉时期，匈奴、乌孙等先后进入塔城境内游牧。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柔然、高车等部族在此迁徙驻牧，彼此交往互动。宋元明时期，蒙古、契丹在此游牧生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互通有无。

　　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实行军府制，正式设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统辖今天塔城及周边广大区域。为巩固边防，清廷抽调锡伯、索伦、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西迁，驻防塔尔巴哈台；同时鼓励中原地区军民前来屯田开发，哈萨克诸部也东迁进入塔城游牧。多民族人口的汇聚，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多元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

　　生产上，中原百姓教新疆百姓开垦种地、引水灌溉，新疆百姓帮中原百姓饲养牲畜、改良畜牧品种，农牧互补、互利共赢。各民族生产方式更加多元，进一步推动了边疆的开发；生活上，各族群众杂处共居、通婚结亲、节庆共庆，民俗文化相互包容、彼此借鉴；商贸上，各族商贩互通有无，中原货物、新疆特产汇聚边城，形成了繁荣的边境商贸格局。

　　近代以来，国势衰微，沙俄不断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渗透，塔城成为反侵略斗争的前沿阵地。1855年，沙俄觊觎塔城雅尔噶图金矿，沙俄驻塔城官员诡称该地属于俄国，并多次派遣军队驱赶、屠杀当地挖金矿工，激起塔城民众的强烈愤慨。同年8月，在矿工徐天尧、安玉贤的带领下，当地各族群众火烧沙俄贸易圈，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反抗沙俄侵略的坚定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各民族参与者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自身尊严站在了一起，充分体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在国家认同层面的高度一致性。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边疆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将目光投向塔城。而此时清廷在塔城的驻防力量已无力他顾，在此危局之下，棍噶扎勒参率领僧众及蒙古族骑兵，与当地满、汉、锡伯等各族军民并肩作战，解了塔城之围。这一事迹成为晚清边疆危机中，各族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典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国陷入内战。1918年，战火波及与中国新疆接壤的俄国中亚地区，沙俄旧部“白俄”军队在苏俄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裹挟着大量难民向中国新疆边境溃逃，塔城作为西北边境重要门户，成为这场难民潮的主要入境地之一。当时统领新疆的杨增新，以保境安民为原则，采取人道主义安置的策略，妥善处置了这场跨境难民危机，塔城地区也写下了各民族包容共生、交往交融的重要一页。

　　新疆在严格管控的同时，对难民给予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安置。政府划拨专属草场与耕地，向难民发放种子、粮食和生产工具，引导他们通过放牧、耕种自谋生计。对于愿意返回俄国的难民，当局沿途提供粮食补给，安排专人护送出境；对于不愿回国、选择定居的难民，准予在当地落户谋生，纳入地方户籍管理。这场跨越国界的安置行动，始终伴随着塔城各族群众的无私相助与温情包容，当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难民抵达边境时，塔城各族群众为他们提供食物及临时住所。

　　定居下来的俄罗斯族民众，也很快融入了塔城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擅长的制革、缝纫等手艺，丰富了当地的产业形态，他们带来的列巴、果酱、红菜汤等饮食也逐渐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各民族文化风俗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多元文化在塔城不断交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爱国军民组建起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然而，敌我力量悬殊，在日本侵略者的重重围剿下，1932年12月，弹尽粮绝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除少部分坚持游击抗战外，其余大部分撤入苏联。1933年，经中苏协商，在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将士及其家属，分批假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入境回国。据当时记载，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在致省政府的函电中报告了接待标准，对义勇军“每人日发上面一斤、馍馍半斤，每到县城五十人发大羊一只或小羊两只，每人日发柴火十斤，沿途住宿安排借用蒙古族、哈萨克族毡房，并宽预备应需车辆，一路自塔城经乌苏、玛纳斯，最终抵达乌鲁木齐。”1933年2月底，第一批东北抗日义勇军500余人到达塔城巴克图边卡，受到塔城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尽管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困难，但大家仍踊跃捐出衣物、鞋袜、被褥和食物等物资，竭尽全力慰劳抗日官兵。绝大多数回国的义勇军战士选择留在新疆，在天山南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保卫边疆。

　　卢沟桥事变后，塔城各族群众积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塔城抗日救国后援分会成立。在抗日救国后援分会的领导下，塔城各族儿女积极捐款捐物。1939年，在塔城开办西医门诊数年的俄罗斯族医生格林根，捐助药资数十万两之后，又捐出25头牛。额敏县蒙古族同胞集体募捐寒衣，共捐大元宝6个，重280余两，银票121.5万两。1942年至1943年，塔城抗日募捐更为广泛，在裕民县“鞋袜劳军运动”民众动员会上，艾力克阿吉曾说，“本人今年年逾花甲，无可报国。唯愿趁此机会，将分配给裕民全县的鞋、袜各二百双由本人独立承捐，送往前方慰劳抗日将士”。除了捐献钱物外，塔城各族群众主动投身抗日大后方通道建设中。塔城是苏联援华交通线的重要通道，为了保障这条运输线的畅通，塔城各族民众齐心协力，用极为原始的工具，修筑和维护这条关键国际通道。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塔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崭新篇章。塔城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守护祖国西北边境，“小白杨”哨所扎根边疆，蓬勃向上的精神广为传扬。塔城地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各族干部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增进手足之情，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根基。

　　新时代的塔城，把千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光荣传统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塔城的历史反复证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来不止于日常的炊烟与节庆，更在每一次家园受到威胁时，那种无需动员自然凝结的共同体本能中。这种本能，正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岁月无言，山河为证。生活里的炊烟不断，危难时依旧并肩不退，民族团结的根须便始终扎在这片土地深处。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余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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